新青年｜央吉卓玛：“宗”：格萨尔史诗的叙事程式、传统法则与故事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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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央吉卓玛，女，藏族，青海玉树人，民俗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格萨尔”研究、藏族民间文学研究。文章立足于民族志诗学，对史诗语域下“宗”的意义和功能进行解析，认为“宗”在史诗语域中当被释解为“城堡”，但是其指涉范围远远超出了物质的“城堡”，而具有统摄整个叙事传统的重要功能。

“宗”：格萨尔史诗的叙事程式、

传统法则与故事范型

央吉卓玛

原文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

2020年第6期

内容提要：“宗”作为格萨尔史诗传统中的关键术语之一，学界对其讨论由来已久。文章立足于民族志诗学，对史诗语域下“宗”的意义和功能进行解析。从语词层面来讲，“宗”当被释义为“城堡”，围绕“宗”，史诗中形成了大量的程式化表达，通过解析“宗”及其特性修饰语，可以解码演述人构筑诗行的技巧和法则；作为典型场景，史诗中对“宗”的描述和铺排，不仅向受众传达了包括战争起因、经过和结果在内的情节要素，还侧面传达了包括善恶、敌友和信仰在内的重要信息；脱胎于藏族传统建筑的“宗”，其建制符合藏族“宇宙三分”的世界观，而宇宙三分观，恰恰点明了格萨尔史诗“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间世上各种纷争，下方地狱完成业果”的叙事结构。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宗”在史诗语域中当被释解为“城堡”，但是其指涉范围远远超出了物质的“城堡”，而具有统摄整个叙事传统的重要功能。  

关键词：宗；程式语词；特性修饰语；典型场景；传统法则

格萨尔史诗作为藏族口头传统的典范之作，历来备受学界重视。口头程式理论引入我国以后，格萨尔史诗研究领域亦开始关注史诗的演述、创编和流布等。口头程式理论（又称帕里-洛德理论）的精髓是三个结构性单元的概念，即程式（formula）、主题或典型场景（theme or typical scene），以及故事型式或故事类型（story-pattern or tale-type）。借鉴上述分析模型，学者在格萨尔史诗传统中发现了唱词起始句和结尾句的高度重复问题；发现了唱词结构的程式化特征；发现了叙事结构的模式化特点。随着认识的深入，学者的相关讨论还从程式本身上升到了程式的成因问题，认为格萨尔史诗中各类程式的形成既有其内部成因，也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口头程式理论在格萨尔史诗研究中的实践和拓展，为我们认识其文本化过程提供了思考路径。虽然借鉴口头程式理论分析格萨尔史诗的学术实践颇见成效，但是相关讨论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学者的讨论大多聚焦语段、语篇乃至更大的叙事单元，鲜有从语词层面入手对其程式化特征进行解析的案例；二是学者对史诗程式化特征的讨论，存在各表一枝的问题，导致我们很难从中抽绎出各结构性单元之间的内在联系。鉴于史诗程式化特征研究中存在上述问题，笔者拟从具体语词入手剖析该传统各结构性单元的程式化特征，从而揭示史诗文本构合的传统法则。

一、“宗”（rdzong）：

语词程式与程式化叙事

作为格萨尔史诗传统中的关键术语之一，学界对“宗”的讨论由来已久。然而，针对该术语的解读，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这里略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观点：其一，将史诗“部名”中的“宗”解读为藏族历史上的部落或部族。但是，如此解释尚未提出可靠的论据以阐明“宗”与藏文中原本指称“部落”的词汇即shog-khag或tsho-khag之间的关系。其二，将“宗”视为叙事模式的标志。在冷兵器时代，“城堡”因具备重要的军政功能而成为藏族战争类叙事的典型场景。在格萨尔史诗中一部部以“宗”命名的叙事片段，实际上就是一场场以攻城破堡为主题的叙事单元。这些叙事单元由于共享核心情节（即攻城破堡），从而形成了一种较为固定的叙事模式。王沂暖认为“内容是战争，形式是‘宗’……有了这种形式，就容易写书。”这一观点后来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支持。虽然，学者发现了“宗”与叙事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他们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宗”作为叙事模式的成因。其三，将“宗”释解为切分格萨尔史诗长篇叙事的单位。平措认为，“史诗部名上冠以的‘宗’，就相当于汉族古代长篇小说所惯用的‘篇’和‘章回’。尤其相似于‘篇’”。将“宗”与“篇”和“章回”对举，视其为叙事单元的观点虽然点出了“宗”在史诗传统中的重要功能，然而却忽略了无论是“篇”还是“章回”，这类叙事单元的内涵和外延皆带有书面文学的深刻烙印，且属于作家文学的学术传统，这类概念实际上无法与口传史诗的传统语汇完全榫接。鉴于学者对“宗”的解读尚有讨论空间，笔者拟从语词层面入手，对“宗”进行层层解析，以期发现“宗”在史诗语域下的能指及所指。

（一）“宗”：语词程式与程式单元

《汉藏大辞典》中，“宗”有三个义项：（1）堡垒、堡塞、要塞；（2）密度、紧密的程度；（3）县级行政区或治所名，元代已有此建置。从语义角度出发，在史诗语域中“宗”的意义接近其在辞典中的第一个义项，即具备军事防御功能的堡垒、堡塞、要塞。在相关论文中，学者一般将这类建筑统称为“城堡”。熟悉格萨尔史诗的人应该不会对其中名目繁多的城堡感到陌生。史诗中的城堡既有属于邦国的，也有属于地区乃至个人的。“城堡”在史诗中的重要性直观地体现在由前辈学者编纂的《格萨尔学词典》（以下简称《词典》）中。据统计，《词典》中关于格萨尔史诗的人名、马名和地名的内容占据了整个词条的95%左右，而其中关于城堡名的词条又占据一定比例。我们对《词典》中与城堡相关的词条进行统计，列表如下：

我们不揣繁冗胪列了《词典》中收录的城堡名称，并根据词条释义发现了它们与所有者之间的命运同构关系。同时“城在，人/邦国在，人/邦国亡，城毁”的传统法则也得以彰显。换言之，史诗中的人物、邦国和城堡之间构成了一个联想链，无论史诗演述人述及其中的哪一个环节，与之密切相关的其他要素便会浮现脑际，进而为演述人构筑诗行提供便利。例如：在史诗中，敌我双方对垒，战将自报家门时，一般通过以下诗行引出关键人物：

上述诗节以描述大将僧达阿冬为目标。在具体诗行中，创编者巧妙地运用了史诗中城堡与人物之间的命运同构关系，借助专属城堡—木布加䇽引出了其所有者僧达阿冬，此举还借城堡意象彰显了僧达阿冬刚强勇武的人物形象，可谓一举两得。

进一步分析上述诗节：第一，诗行1和2的基本韵式皆为八音节四音步，其中城堡名称和大将名号均由四个音节组成，它们作为整体在两组诗行的对应位置出现并各自占据一个音步；第二，两组诗行的基本句法都是主宾谓结构；第三，虽然诗行1和2的主语不同，但是主语皆由动词性结构充任且主语中的动词相同（mi-vgyur）；第四，诗行1和2符合藏族诗歌传统中单音节词汇和双音节词汇交替出现，且如首行诗以单音节（或双音节）结尾，则此后各诗行均以此为准的基本规范；第五，诗行1与2之间构成喻体和本体的修辞关系。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构筑诗行1和2遵循了“平行法则”，从而为在演述压力下快速构筑诗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句法、韵式和词汇层面的对应关系外，由叙事传统和传统法则决定的固定“搭配”和固定“程式”（即城堡与人物之间的密切关系和城堡的专属程式）也为诗行的平衡和韵律的和谐奠定了基础。当然，这种诗歌技法并不是某个天才演述人的巧思妙笔，而是在史诗传统“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传统技巧手段”。我们可以举出大量类似的示例证明上述诗歌技法的普遍性。

如果说城堡与人物之间互涉关系在格萨尔史诗中尤为明显，那么地方乃至邦国兴衰与城堡存毁之间的联系和隐喻关系在史诗叙事传统中则表现得更为直接。在格萨尔史诗中，我们常常能看到“成也城堡，败也城堡”的局面。一方面，史诗中的卡切国因构筑了一支庞大的城堡防护体系，即卡切边境城堡（kha-chevi-lcags-ri-rdzong-phran-btgyad），成为与岭国抗衡的劲敌，进而位列史诗“十八大宗”；另一方面，曾经雄踞一方，屡犯岭国的门国在被岭军烧毁王堡千山天界城（stong-ri-gnam-rdzong）后迅速土崩瓦解，沦为岭国属国。

概言之，史诗语域下“宗”的语义当为“城堡”，且为数不少的城堡都有其专属名称，尤其是属于邦国和关键人物的专属城堡。在快速创编的压力下，具有高度稳定性的城堡名称为演述者提供了便利，使其可以通过运用“固定搭配”，构筑诗行，流畅演述。

（二）“宗”的名词性特性修饰语

从《词典》中收录的城堡名称可知，城堡名称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即中心语（宗）和名词性特性修饰语。其中指称城堡的词汇较为丰富，除了“宗”之外，还有“卡尔”（mkhar）和“颇章”（po-brang）等单音节和双音节词汇。这些词汇共同构成了一个指称“城堡”的语义场，且语义场内的词汇可以根据韵式需要相互替换。但就特性修饰语而言，情况则较为复杂。史诗中的城堡名称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由两部分组成，即指称“城堡”的中心语和名词性特性修饰语，且中心语与修饰语之间构成偏正结构；第二类城堡名称仅由名词性特性修饰语构成，即只有特性修饰语，而省略了指称“城堡”的中心语。无论是上述哪一类名称，其特性修饰语皆存在多重性。值得注意的是，城堡名称中的修饰语和中心语之间复杂的位置关系，其中既有前置中心语的情况，也存在后置中心语和中心语位于前后修饰语之间的现象。此外，还存在城堡名称中出现两个指称“城堡”的中心语，从而构成同位语关系的情况。以下通过列表方式予以说明：

正如上述表格所示，在偏正结构的城堡名称中，不仅存在多重修饰的情况，且修饰语和中心语的位置也不稳定，即城堡名称的中心语既有前置，也有后置。实际上，中心语和修饰语关系不稳定的情况在藏语偏正结构的词组中并不鲜见。在藏语偏正结构词组中，名词性修饰语既有前置（如：snam-buvi-phyu-pa，氆氇长袍），又有后置（如：stag-mo，母老虎），且容易出现多重修饰语。如四重修饰：

五重修饰：

一般而言，偏正结构词组由两部分组成，即修饰语和中心语。如上图所示，在城堡名称中，不仅存在中心语前置、后置以及多重修饰的情况，还出现了中心语居中和两个中心语（同位语）的情况。下图是基于《词典》中收录的城堡词条总数和类型化的城堡名称进行的统计和分析：

从统计图中可知，在城堡名称的几大类型中，后置中心词的情况最为常见，占62%，这一点符合藏语中偏正结构词组构词的基本规律。基于《词典》所收录的城堡名称，前置中心语的情况虽然在史诗中占比较少，但是这类名称也符合藏语偏正结构词组的构词法则。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几种名称类型，即中心语居中和两个中心语的城堡名称。

从语义角度而言，偏正结构词组中修饰语的不断叠加主要是为了进一步限定中心语，而从演述和创编诗行的角度来看，作为与史诗人物、地区和邦国密切相连的文化意象，“城堡”在进入诗行时，还需符合诗行韵式的基本要求。一般而言，格萨尔史诗诗行的音节数量主要有六音节、七音节、八音节和九音节四种，音节数量的多寡与史诗的曲调密切相关，曲调悠长则音节数量多，曲调短促则音节数量较少。在史诗演述过程中，如果遇到诗行曲调悠长，而音节数量较少，即音节数量不足以填充曲调中每一个音符时，那么在诗行中添加音节以完成曲调是首要选择。换言之，史诗的诗行的长短处于动态变化中，虽然音节数量的多寡需遵循传统规范，但是从动态变化的诗行中我们能够窥见城堡名称中出现中心语居中，省略中心语和两个中心语的内在成因。我们认为，基于诗行韵式、曲调和文本语境，在演述史诗的过程中以“城堡”意象及其传统法则为中心，通过增删修饰语或从城堡语义群中（即宗、卡尔、颇章）取用替换词汇或改变中心语的位置以达到构筑诗行的目的，正是城堡名称中中心语的位置具备高度自由性的主要原因。当我们将《格萨尔词典》中收录的名称与演述文本中名称进行比较时，会发现同样是森周达泽（seng-vbrug-sdag-rtse），在具体诗行中它时而以“颇章森周达泽”（po-brung-seng-vbrug-sdag-rtse）的形式出现，时而以“森周达泽宗”（seng-vbrug-sdag-rtse-rdzong）的形式出现，有时也以“卡尔宗森周达泽”（mkhar-rd-zong-seng-vbrug-sdag-rtse-rdzong）的形式出现。基于诗行韵式，通过替换中心语（城堡）的方式构筑诗行的策略较为普遍，而在具体诗行中通过增删城堡的修饰语以完成诗行的做法虽然存在，如“北地降魔”中，演述人在具体诗行中将魔国大将查果木玛（khar-mgo-mig-dmar）的城堡“白岩罗刹城”（brag-dkar-srin-mo-rdzong）扩展为“喀德白岩罗刹城”（kha-stod-brag-dkar-srin-mo-rdzong），但这一类型的表达呈现逐渐减少的态势。实际上，这一点正是史诗传统文本化过程的一个重要表征，随着城堡（乃至其他名称）固定化和专有化程度的加深，史诗也逐渐向更为复杂的构筑主题或典型场景和铺排情节的等方向纵深发展。

上文中我们主要探讨了偏正结构城堡名称的特点。另外，在城堡名称中还有一类省略中心语，即只有特性修饰语的城堡名称。在《词典》收录的总城堡名称中，这类名称与前置中心语的城堡名称占比相当，颇具代表性。笔者认为，在史诗传统漫长的文本化过程中，这类名称已经呈现出词汇化的趋势，在一定的韵律条件下，它们可以在诗行中单独充当句子成分，以指称具体的城堡，而无需使用“宗”“卡尔”“颇章”等中心语。上文中的mkhar-mi-vgyur-smug-po-bcug-dkris-na（城不变是木布加䇽）即是一则典型案例。木布加䇽（smug-po-bcug-dkris）一词本身的意义为“紫气萦绕的”，属于修饰语。一般而言，修饰语必须与中心语结合才能传达完整的意思。然而在史诗诗行中，作为特性形容修饰语的“木布加䇽”却独立出现，并充当了整个诗行的宾语。

“木布加䇽”并非个案，岭国王堡东顺尕茂（stong-shong-dkar-mo）、郭仓喀雅（rgod-tshang-kha-yar）以及岭国大将查香丹玛的城堡夏郎日周（shar-lung-ri-drug）都有在诗行中独立承担主语或宾语成分的案例。我们可以从语义角度出发，对上述城堡的名称进行解释：

笔者认为，起初这些城堡的名称并不固定和专有，只是在史诗传统演进的漫长历程中，结合建址、规模和形制等特点对具体城堡进行限定的作法才逐渐成熟。经验告诉演述人，只有化零为整，将与故事人物密切相关的事项尽可能的统和在一起，并反复使用、检验和完善，才能在现场演述的压力下，自如地发挥个人才能，并从传统曲库中演述任意诗篇。技艺高超，经验丰富的演述人也往往可以从一个具备特性形容修饰语的城堡名称中联想到它的所有者，并同时创编与人物形象有关的诗行，与此同时与城堡和人物相关的史诗情节也会马上进入他的头脑中，为他构筑后面的诗行做好准备。这些超越一般词汇的“大词”于演述人而言就像一个个“部件”，它们将在演述人组构史诗大厦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作为典型场景的“宗”

近年来，从典型场景的描写来研究格萨尔史诗分部叙事的文章开始出现。例如，有学者指出，史诗部本《岭国歌舞》（gling-gi-bro-ra-yid-vphrog-bad-dkar-phreng-mdzes）主要讲述了岭国的一次乐舞娱乐盛会，也是唯一一部叙述歌舞艺术的部本；进而他们结合藏族传统歌舞形式，分析了舞台场地的安排、祭祀舞神、多姿多彩的乐舞形式、丰富的曲调等内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利用语料库对格萨尔史诗中的人物、地点、宫殿城堡、武器铠甲、生活用具、氏族部落、诸神祇以及各种动物进行统计分析的前沿性研究正在推进。“通过统计，一一剥离了史诗的构成要素，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格萨尔史诗的故事结构和生活场景。”这项研究成果还发现，“《霍岭》分部的史诗人物超过了1000 人，场景或故事地点达800多个，生活用具1000多种，武器铠甲等400多种，甚至战马名称也多达140多个，战神等神祇更是多达400多个，这样庞杂的故事却在史诗里显得那么自然流畅，也从侧面体现了史诗的非同凡响之处。”正是在这篇论文的统计结果中，宫殿城堡有175个，先后出现518次。由此可见，在史诗文本中，围绕“城堡”不仅形成了程式化表达，它还成为被经常使用的意义群，并在史诗传统中发挥重要作用。《岭众煨桑祈国福》中有一段对霍国王城“千层白色雅斯城”描述，从中可以直观地了解“城堡”作为典型场景在史诗中的呈现：

在格萨尔史诗分部中，“城堡场景”往往出现在故事的开端。在演述过程中，歌手既可以按照惯常的叙事序列对典型场景进行繁复的描述，同时也可以将描述压缩得极为简洁。在史诗传统中出现的城堡几乎都有贴合其形制的特性修饰语，这就为演述人以简洁的形式描述城堡提供了便利。

根据史诗内容，“宗”，即城堡，它一般具备三种功能，即战守之资、守土之城及立邦之本。正是基于上述功能，史诗中的城堡与其邦国气运之间形成了至为密切的关系。演述人通过描述城堡的形制，往往可以有效传达该邦国的整体形象（善恶）和实力（强弱）等重要信息。如《阿里金宗》中奢华的城堡形制暗示了该国财力雄厚，同时通过将该国城堡喻为百圣神殿，暗示其向善的邦国形象，以及与岭国之间的友邦关系。

据该分部本所述，阿里国曾是一个崇奉佛教的国度，且国境内盛产黄金。后来阿里国被七魔臣窃取王权，导致国王虚有其位，百姓苦不堪言。故事在高潮部分安排了格萨尔降伏七魔，帮助阿里王复国的情节。故事结尾则是阿里王感念格萨尔恩德，打开埋藏金银珠宝的金库，取出黄金，赈济百姓。

我们再来看看《达宝犬宗》（dar-bo-khyu-rdzong）中魔王达拉昂亚的王堡：

根据描述，我们可以对“达宝犬宗”中达宝国的基本情况以及叙事推进的方向有一个大致了解。据该分部本所述，达宝国魔王冥顽不灵，贪婪无度，由于“心坏眼盲”，恶意挑起战争，导致格萨尔不得不率部出征。不难发现，“城堡场景”的调用在具体的史诗分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是为了方便，拿现成的结构性单元创编诗行，还是某种明智的艺术技巧的运用。借“城堡”喻邦国，通过描述“城堡”交代叙事走向。可见，典型场景往往连接着更大的叙事情节，它们并不是自成一格、独立不倚的表述单元。

三、“宗”：叙事构合与故事范型

对格萨尔史诗叙事结构的讨论由来已久。学者们普遍认为以史诗主人公格萨尔的生命史为线索，可以将史诗的结构归纳为“：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间世上各种纷争，下方地狱完成业果”。其中“中间世上各种纷争”以格萨尔征战四方、降妖伏魔的事迹为主要内容。根据史诗叙事传统，格萨尔在世间经历的纷争可以被概括为“降魔四部”“十八大宗”及“无数小宗”。

与史诗整体的叙事结构不同，“十八大宗”有其自成一体的的叙事模式。王沂暖在探讨“十八大宗”的叙事模式时认为，《格萨尔》之所以能写那么长，和“宗”这种形式密切相关。从形式上来看，他认为：“‘宗’实际上是一种用以写作和说唱的模式，就象戏剧都有固定的程式一样，只要记住格萨尔为什么要出征，出征的具体内容以及胜利班师等，纳入这个现定格式，然后说唱出来，就成了一个有头有尾的《格萨尔王传》”。他还指出，“这部长篇史诗用‘宗’来命名，在说唱和创作之始是没有的，它是以后的一个发展。”杨恩洪则认为，“宗”与史诗叙事的基干情节相关。“在藏族民间，除去史诗传统叙事的开篇和结束篇，人们将《格萨尔》故事的情节基干划分为降魔4大部、征战18大宗及若干中宗及小宗。通常大宗篇幅宏长，情节曲折；小宗则相对较短，故事简略；中宗则介乎于大宗和小宗之间。”

笔者认为，每一个以“宗”命名的分部本，都可以视为一组以“缺失和缺失得到弥补”为核心情节的叙事片段（episode）。只是演述人在创编具体的分部时，对导致缺失的原因和缺失获得弥补的过程进行了或同或异的安排。“十八大宗”中的每一个故事都会开宗明义地点明缺失的具体资源，而在获得资源并弥补缺失的过程中需要面临怎样的挑战，则通过描述城堡形制（易守难攻、坚不可摧、神灵加持等）来展现。换言之，在演述人的史诗世界里，特定的典型场景总是与特定故事范型相联系。“典型场景超越了一个符码的意义，超越了某种构造故事的手段，它预示未来事件，指明故事的发展方向”。我们试举一例：史诗分部本《雪山水晶宗》中雪山拉达克国（gangs-ri-la-dags）的王城名为“昂钦冬宗”（rngam-chen-stong-rdzong）。其中，rngam，名词，意为威势、贪欲；chen，形容词，意为大的、多的，广大的；stong，数量词，意为千。我们可将此城堡的专名暂译为“威赫千城”。据该分部本所述，雪山拉达克国王呷沃，仗其兵精将强，肆意扩张，派兵侵占岭国属国栢绕和达玛，因而与岭国交兵，最后拉达克国被征服，国王打开宝库，取出宝物水晶，献给岭国。

首先，在分部名称中明确指出了岭国所缺失的资源—水晶；其次，为了获得资源并弥补缺失，同时使岭国师出有名，史诗将雪山拉达克国塑造为恃强凌弱，肆意侵略别国的作恶之国。当然，这一形象通过其首府城堡的专名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最后，格萨尔为了夺回属国，率部出征，并成功将拉达克征服，拉达克王战败献宝，岭国获得水晶宝藏，缺失最终得到弥补。实际上，格萨尔史诗中大部分被冠以“宗”的分部叙事都有与《雪山水晶宗》相似的叙事情节，在史诗传统的长期模塑下，以“缺失和弥补缺失”为中心的叙事情节已成为较为固定的故事范型。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城堡场景”与故事范型之间的内在联系。演述人正是在长期的积累和锤炼过程中，掌握了这一套故事范型，从而为演述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诚如王沂暖所言，用“宗”来命名并安排故事情节的做法并不是朝夕可成之事，它经过了演述实践的长期考验。我们认为，随着“城堡场景”与故事范型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其作为格萨尔史诗传统的叙事法则之一，在演述人和受众的互动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视野融合”作用。

就城堡本身而言，从纵向上来看，史诗中的城堡形制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城堡具有蔽日穿云的高度；其次，城堡为多层建筑，且分为地表以下、地表以上两大部分；再者，城堡的顶层为供奉神灵的空间，处于地表以下的空间为贮藏财宝的仓库，顶层与宝库之间为居住空间。从横向上来看，史诗中的城堡又被城墙、壕沟、栅栏等附属建筑和山岩、密林、急流等自然物层层防护。除此之外，史诗中首邑的王堡又与建在其周围的外围城堡一起，共同构成一套完备的建筑系统。如雪山拉达克国首邑王城昂钦冬宗（rngam-chen-stong-rdzong）及其外围城堡朗扎闪光宗（nub-na-bkra-lcags-rdzong）和日扎斑驳宗（ri-bkra-nag-rdzong），在具体描述中，这三座城堡呈掎角之势。又如，岭国首邑王城森周达泽（seng-vbrug-stag-tshe）外围的六大护卫城堡等。田野经验告诉我们，史诗中对城堡的描述并不是凭空想象的产物，实际上其建筑形制恰恰与藏族的传统建筑风格一脉相承。

藏族传统建筑的格局一般为三层，其中底层常常作为牲畜的圈舍和仓库，中层一般供人起居，顶层则作为佛堂。除了主体建筑，在藏式传统建筑中院落和围墙也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将藏式传统建筑、史诗中的城堡形制和史诗叙事传统作为一组可以相互比较和分析的文本，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多重互涉关联，如下表所示：

借助上表，我们不难发现史诗叙事生发的内在逻辑：在“宇宙三分观”的基础上构筑史诗的整体叙事框架，进而根据三界的基本特质创编相应的叙事片段（episode）。于是，在“上方天界遣使下凡”的叙事模块中逐渐形成“天岭卜筮”“英雄诞生”“赛马称王”等叙事片段；在“中间世上各种纷争”中出现“降伏四魔”“十八大宗”“无数小宗”等叙事片段；在“下方地狱完成业果”中形成“地狱救妻”“地狱救母”“地狱大圆满”及“安定三界”等叙事片段。值得注意的是，“宇宙三分”的观念并不是佛教传入藏地以后的产物。早在苯教时期，“三界”宇宙观就已形成。只是苯教的“三界”与佛教的“三界”有所不同，苯教的“三界”为天界、人间和龙界。其中，龙界指地下和水域空间。苯教认为龙界是人间所有财富的来源，并定期举行祭祀仪式。笔者认为，这种观念与史诗中城堡的地下仓库往往是财宝聚集之所的表述密切相关。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史诗传统深远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根脉。

综上所述，作为史诗中关键术语，“宗”在史诗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往我们对“宗”的解释大多停留在“城堡”“邦国”和“篇、章”等层面，并没有从民族志诗学的立场出发，具体分析其在语词、语段、语篇，或者说在诗行、典型场景乃至叙事结构中的多重功能，导致相关解读难以令人尽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我们认为，受到人（男性）、邦国与城堡之间具有命运同构关系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史诗语域中形成了“人（邦国）在，城堡在；人（邦国）亡，城堡毁”的传统法则。在传统法则的规约下，“宗”在构筑诗行，推进叙事和构建叙事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且难以替代的作用，这样，口头史诗在被书面化过程中，实践者始终难以找到合适的语汇与“宗”榫接，只能将该术语直接引入书面文本中，而横亘在口语和书写文化之间的思维和表述差异，导致我们在理解相关问题时难免产生误读和曲解。我们认为唯有立足民族志诗学的立场，对相关术语和关键词进行符合史诗语域的分析和诠释，方能洞悉本土口头传统内部的传统法则及其生命力。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6期

图片来源：原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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